郁达夫小说的身体叙事(5)
虚无既是一种现实状态,也是一种心理现象。郁达夫小说身体叙事的过度虚无化,主要表现为本来看得见、可触摸的身体有时不再是真实的存在。人物既有无以为生、难以度日的窘迫,更有有爱不得相爱、无爱不得不爱的痛苦,而身体本身非但不是强壮的,虚无甚至成了痛苦走向极端的结果。《南迁》中“名誉,金钱,妇女,我如今有一点什么?什么也没有。我……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。”《青烟》中“我”回首往事竟如用手握着青烟,撒手之后维余空虚,返回故里然家人或亡或散,连妻子也认不出丈夫,“我”在阴冷的月夜沉江自尽。《怀乡病者》中于质夫梦见当年与少女踏月话情和出国留学,但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《空虚》《蜃楼》《烟影》从题目就可看出人生的无常和虚无。郁达夫小说充满生命的不安和生存的危机,无所适从、无力把握成了人物的典型心态,但动辄归于虚无非但不能起到强化的作用,有时还过犹不及、适得其反。身体的物质性存在是更为重要的,是生命的直接的也是最有力的依托。过度虚无化势必会冲淡真实的浓度,削弱悲剧的力量,郁达夫小说被诟病失之颓废与此不无关系。
民族传统的崩塌和西方思想的泛滥,对正在建设中的五四文学来说,何去何从势必成为两难的选择。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,建构身体叙事的成熟形态自然有待时日。郁达夫在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矛盾纠葛中,为自己赢得一套身体叙事的恰当话语,小说中的身体意象基本上已经精神化了,而非费瑟斯通《消费文化中的身体》所说的单纯观赏性物件与视觉消费对象。历经悲剧性生命体验的郁达夫本就好作苦语,他在“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”的幻灭中,立足于人类生存的本真和原始形态展开身体叙事,其成功的经验以及历史局限,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身体叙事和身体审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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